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虚与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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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善品:在不同领域,澳大利亚的投入程度不一、热情程度不一,致使融入亚洲呈现虚虚实实、虚实相间的局面。
20世纪80-90年代,澳大利亚曾经热情提倡融入亚洲,热切希望获得亚洲国家身份,而并不满足于仅仅提升与亚洲国家经贸联系、获得亚洲市场。1989年,在澳大利亚的大力倡导下,亚太经合组织在堪培拉正式成立,澳大利亚融入亚洲达到新高度。1993年,时任总理基廷宣布:澳大利亚不再作为“(大英)帝国的一个分部”,需要“全面融入亚洲”。
进入新世纪后,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热情有所消褪,甚至引起国内外学者认为澳大利亚融入亚洲仅仅是个幌子的猜测。虽然有些言过其实,但澳大利亚融入亚洲陷入停滞却也是不争的事实。现如今,在澳大利亚的政界和学界,“印太”战略成为战略增长点,融入亚洲的积极性有所消褪。
不过,虽然澳大利亚融入亚洲具有口号式、姿态性色彩,但是融入亚洲并非空洞无物。澳大利亚融入亚洲已经呈现出新的特征,具体表现为澳与亚洲大国关系如中国、日本、印尼的双边关系不断提升,而对亚洲地区多边合作的热忱不断下降;对经济层面融入亚洲、加入亚洲市场、自贸区建设兴趣不减,但对获得亚洲国家身份则意兴阑珊。在经贸投资、政治交往、安全防务、国家身份和地区合作等领域,澳大利亚的投入程度不一、热情程度不一,取得的效果也相差甚大,致使融入亚洲呈现虚虚实实、虚实相间的局面。
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“实”
如果从贸易和投资的角度来衡量,澳大利亚融入了亚洲已经渐入佳境、成果丰硕。与政治外交关系发展缓慢、时而尴尬相比,经贸合作是澳大利亚融入亚洲中最积极、最具价值的一部分。
澳大利亚政府已经清醒认识到: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,澳大利亚的未来取决于亚洲。亚洲对于澳大利亚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它快速发展的经济,还在于它拥有规模空前的市场潜力。亚洲拥有超过40亿的人口,并且还在继续增长,如此巨大的人口基数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市场需求。1994年,澳大利亚对东亚地区出口占其总出口额的62%,进口占其总进口额的41%。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,1991年,澳大利亚对欧洲的出口只占11.8%,对美国的出口只占10.1%。2017年度,澳大利亚出口市场的前十位有七个来自于亚洲,尤其是东北亚地区,其中中国占有近30%的份额(不含台湾和香港),远超居于第二位的日本(12%)和第三位的韩国(6.1%),而美国仅占澳出口总额的5.6%,英国只占3.4%。数据显示:东亚已成为澳大利亚出口日益重要的目的地。
由于澳大利亚与亚洲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、国内资源禀赋不同,澳亚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互补性。澳大利亚拥有亚洲急需的原材料、能源、资金和技术,而亚洲拥有澳大利亚所不具备的低廉的劳动力、庞大的市场,澳大利亚与亚洲的贸易可以说是“天作之合”。澳大利亚一方面是资源大国,初级产品工业较发达,另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工业国,资本密集产业也相当发达,这种经济特征使它与亚洲国家在发展经济关系中有着极好的互补性。澳大利亚的矿产品和初级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,尤其是正在快速现代化、工业化的亚洲国家。
澳大利亚政府领导人已经宣布:他们将主要务实地关注同亚洲国家的双边关系,而不是融入一般意义上的“亚洲”。澳大利亚融入亚洲并不是要成为亚洲的一部分或是亚洲国家,也不是要“脱欧入亚”,而是与亚洲近邻发展密切关系,以此来巩固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的地位、捍卫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。澳大利亚已经表明:澳大利亚融入亚洲实质上是希望深入介入亚洲地区事务、尽可能地提升对东亚事务的话语权、将亚洲作为拓展外交空间的重要地区、充分挖掘并占领亚洲市场、尽可能地得到亚洲国家的承认和接受、减少来自亚洲的安全威胁。
澳大利亚融入亚洲并不是要将澳大利亚转变为一个亚洲国家,融入亚洲也并不意味着澳大利亚要获得亚洲国家的身份,实际上澳大利亚没有这个意愿,亚洲国家也不会接受澳大利亚的“亚洲”身份。客观上,澳大利亚不可能真正成为亚洲国家。诚如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•基廷所说:“正如我们不能成为、也不愿成为欧洲、北美或非洲国家一样,澳大利亚不是、也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亚洲国家。我们只能是澳大利亚人,而且只能作为澳大利亚与我们的朋友和邻国开展关系。”
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“虚”
如果从经贸投资、政治交往层面来看,澳大利亚已经前所未有地融入亚洲。但是,在身份认同领域,澳大利亚面临着来自自身和亚洲国家两方面的巨大掣肘,成果乏善可陈,甚至有些名不副实。如果以文化和认同的角度来考察,澳大利亚虽然增加了对亚洲的认识和了解程度,也在经历深刻的“亚洲化”过程,但是在获得亚洲国家身份并得到认同方面还面临着很多障碍,有的甚至是难以逾越的障碍。
早在1996年末,澳大利亚前外交官罗顿•达尔林普尔(Rawdon Dalrymple)就认为,澳大利亚无论是融入亚洲的“步伐”还是“热情”都开始有所退步,霍华德政府判断早期融入亚洲的步伐是不可持续的,日益倾向于强调融入亚洲的实用性。时任外长唐纳公开表示:澳大利亚不能期望在文化和“情感”方面参与东亚区域主义;澳大利亚融入亚洲应该只关注经贸投资、教育合作等功能性领域。
唐纳还评论道:“我认为将来的历史学家会将1996-1998年视为澳大利亚亚洲政策的转折点,在这段时间里,澳大利亚停止了成为地区一员的请求,停止了其竭尽全力吸引亚洲邻居注意和关注的努力,现在澳大利亚成为一个纯粹的紧密伙伴和朋友。”
澳大利亚始终对获得亚洲身份态度含糊、模棱两可、前后不一。由于“母国情节”根深蒂固,澳大利亚自身对于亚洲国家身份就疑虑重重,再加上亚洲国家不接受澳大利亚的亚洲国家身份,澳大利亚遭受到严重的挫败感。在澳大利亚的“自我理解”(self-understanding)中,亚洲国家并没有成为其国家身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进入新世纪后,澳大利亚不再刻意强调获得亚洲国家身份,而是声称澳大利亚的命运已经与亚洲紧密联系在了一起;澳大利亚可以在不获得亚洲国家身份的前提下融入亚洲,融入亚洲并不必然意味着放弃西方文明属性、获得亚洲国家身份。
由于过去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两大支柱东盟和APEC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发展困境,这导致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努力陷入窘境。澳大利亚被迫寻求外交突破,寻找战略增长点,从不断提升与东亚大国双边关系到率先提出“印太”构想,都可以看出这一外交动向。
如果将20世纪澳大利亚的亚洲政策的基调定位为“融入”,那么21世纪的基调则为“摇摆”。虽然在政策声明层面上,澳大利亚仍然将融入亚洲作为主要目标,但是在实践中,不论是融入亚洲的目的还是手段都(较以往)更具选择性。未来,澳大利亚将继续从蓬勃发展的亚洲市场获得经济实惠,也将继续被挡在东亚一体化门外,难以获得亚洲国家认可。澳大利亚融入亚洲不是目标,只是手段。澳大利亚融入亚洲并不是希望成为亚洲国家,也不是要“脱欧入亚”。澳大利亚融入亚洲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,希望借助融入亚洲占领亚洲市场、防范亚洲威胁、参与亚洲地区合作、重塑国家身份。

本文转载自FT中文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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